●体系是时代的产物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。复杂性是体系的固有属性，其给现代战场带来的冲击正逐渐显现。

　　21世纪初，国外学者从大规模工程的规划建造以及使用角度出发，提出“系统的系统”，即“体系”概念，后被世界各队普遍接纳并得到广泛应用。通常认为，体系介于简单系统与复杂系统之间，其复杂性处在有序和无序的边缘，多则失控，少则失能。因此，要认识并掌握体系，首先应认识其独特的体系复杂性。

　　体系涌现性。所谓涌现，指的是系统新的整体性质的产生，也就是“1+12”的增量部分。简单地讲，涌现是一种“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”的现象，其难以通过还原论的线性关系简单聚合而得出。生命体可以看作是一种涌现，来自躯体各器官各组织的有机组合和循环运动，呈现出每个独立的器官组织所不具备的整体特征。今年以来，ChatGPT聊天机器人展现出底层技术上的一种涌现，超过1700亿的大模型规模和生成式计算结构，使GPT3.5表现出超过预期的智能水平。从体系角度看，体系建设、体系优化和体系运用的整体涌现，在于形成综合的、整体的、联动的体系能力。

　　体系适应性。“适应性造就复杂性”。体系的各系统各部分，通过个体间、组织间不同类型性质的适应性，形成有效的自组织自协同机制。著名的“鸟群”模型，验证了个体适应与局部控制可以形成稳定的群体行为。与一般的复杂系统相比，体系内部系统组分间多是协调、合作关系，对抗竞争关系较少，导致体系有序程度升高。这种自组织临界状态，能够显著激发体系组分的创新活力，推动体系形态“去中心化”的发展趋势。外军曾有“将力量推向边缘”的提法，强调依靠增强末端兵力的自适应作战能力，来提高战场响应效率，提升作战体系的整体作战效能。

　　体系演化性。受应用场景、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，体系的建与用是个紧密耦合、相互结合的演进过程。体系规划设计，较难有一步到位的完美设计和一蹴而就的最优方案，只能以“增量”方式边建边用边迭代完善，久久为功使其“生长”而成。体系作战运用，体系形态会随着“OODA”循环进程发生多类形变，特别是反映其内在网络结构的聚集度、联通性、链路比、脆弱性等特征值会发生级联式演化。从复杂系统演化来看，为防止出现“黑天鹅”“灰犀牛”式的体系异常，需求分析、规划设计与力量遴选显得尤为重要。

　　体系是时代的产物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。智能化技术推动体系形态呈现出颠覆式变革，为此需要及时深度了解世界军事浪潮走向特征，捕捉体系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。

　　进一步突出全域协同。1971年，德国科学家哈肯提出了协同学理论，强调协同的泛在性和重要性。随着科技发展，社会全域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，智能化浪潮汹涌而来，更有利于将广域、跨域分布的系统链接成为一个相对有序的“全域协同大体系”。未来以分布式作战为代表的新型作战体系，将进一步通过对信息域、物理域和社会域单元的体系集成和体系运用，盘活各领域军事资源，进一步强化各作战要素间的链路畅通度、功能齐备度、能力协调度、资源调配度与人装协同度，确保看得更清、瞄得更准、算得更快、打得更好，从而实现体系能力整体涌现的根本目的。

　　进一步突出末端自主。20世纪90年代，军事领域就已经采用人工生命理论和建模方法等，组织开展自适应作战规则、自协同作战效能等实验研究工作。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，每个链条节点、每条链式流程背后均有远端大体系支撑，作战体系战术末端的自主性和灵活度在增强，集中控制与计划协同在相对弱化。智能化时代，传统上完全由人操控的武器装备，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下，将具有自主/半自主的态势感知、任务规划、指挥决策、任务执行等功能，作战适应性将进一步增强。未来战场将进一步呈现更高动态、更快节奏和更强对抗的新面貌，失去战场末端“适应力”，或将被置身于无所适从的“看不懂的战争”之中。

　　进一步突出群体规模。根据梅特卡夫定律，体系的构成规模越大，结构的韧性就越足，功能的非线性组合就越多，演化形成整体能力的条件就越强。英国学者杰弗里·韦斯特认为，社会系统中的组分规模翻番将实现活性15%的提高和物理设施15%的节余，系统综合效能将因规模扩大而整体提升。随着智能无人作战系统的发展，大量低成本、可消耗、无人化作战平台将嵌入杀伤链路，其具备一定的自主作战能力，作战样式将不断丰富，作战体系将向群体规模化发展。以“蜂群”作战为例，无人“蜂群”可实现密集型、渗透性、多路径、消耗式群体攻击模式，可从空间、多个方向对同一高价值大型目标或区域集团目标实施同时复合攻击，既能满足对点目标的精确打击，又保证了对面目标的全面覆盖。

　　复杂性是体系的固有属性，其给现代战场带来的冲击正逐渐显现。各国都在加紧该领域的研究追踪，力求争取最大主动。

　　强化科技认知。科技是核心战斗力。离开对科学技术的敏感，认识体系复杂性将无从谈起。作战力量的演进趋势，与机械化、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变革发展的时代步伐高度一致，科技创新显著增强了体系在涌现性、适应性和演化性等方面的特征。当前，全球科技和军事同频共振，人工智能、机器学习、量子信息与先进制造等一批战略新兴技术的加速突破和交叉创新，形成了一大批潜在助推形成新质复杂性武器的科技“盲盒”。保持对科技的高度敏锐，把握前沿大势、掌握创新规律、认识科技与军事战争的辩证关系、发挥好科技的核心战斗力作用，将对体系复杂性赋能作战力量现代化具有更加突出的决定性作用。

　　创新实验范式。科学实验，是研究运用体系复杂性的重要范式。作战模拟、探索性分析、兵棋推演等战争预实践实验手段，提供了从整体性、动态性、对抗性条件下开展体系设计以及能力评估和效能分析的研究条件，支撑体系复杂性赋能释能机理的深入探索，是探索未来战争不确定性、突破“上一场战争”思维定式的重要手段。外军自20世纪即组织“未来战争”系列推演，基于新兴技术发展和战略环境走向，预测性评估20~30年后战争新特点规律，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出新型作战概念。面向未来战争，要将研究、设计、部署作战力量的评估实验作为重要科研范式，将体系对抗置于战争形态演变大趋势、经济科技大背景、多域广域大环境、联合作战大对抗中加以评估和实验，充分把握体系复杂性，从而打破对确定性的观念束缚。

　　推进融合发展。作战力量建设是一项很强的系统工程，要确保始终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。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智慧，《孙子兵法》等兵学巨著所蕴含的辩证法、整体观和方法学，至今仍散发着时代光芒。我们要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中汲取动力源泉，把中国古代兵学的理性认识，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至作战力量建设之中。同时，充分吸收人工智能、复杂适应系统、耗散结构等前沿理论最新成果，让传统军事思想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，形成 “传统兵学+现代科技”融合的新优势，牢牢掌握体系复杂性赋能的主导权，构建具有自身传承特色和鲜明时代特征的发展模式。